WeWork成立于2010年,主要為企業家、自由職業者、小型企業及大公司員工提供共享辦公的空間。9年來,WeWork迅速崛起,目前業務覆蓋32個國家和地區,會員共計27萬名,幾乎成為“共享辦公”的代名詞。
除了WeWork,已經上市的傳統“二房東型”聯合辦公品牌Regus(雷格斯)也入駐了中國市場。
另有一些中國本土品牌發展迅速,如毛大慶于2015年4月成立的優客工場,已獲得數億元C+輪融資,總估值達到110億元,正在籌備上市科創板,以及潘石屹SOHO集團旗下的共享辦公品牌SOHO3Q等。
目前WeWork尚未上市。
因此WeWork不必發布完整的收益表,但因為發行債券,它必須至少公開收入和支出的簡單情況。從這些情況來看,本期推介文章作者Nate Swanner認為WeWork最近的表現不算太好。
這篇文章《WeWork的困境是否預示著共享辦公經濟的泡沫?》(《DoWeWork’s Troubles Signal Co-Working Spaces Are a Bubble?》)幾天前發表在科技網站Dice上,探討了WeWork當前的困境與其商業模式的弊端。
2018年WeWork收入翻了一番,達到18.2億美元,但作者指出了另外一些數據,比如入住率下降到80%,同比降了4%,這意味著在共享辦公市場供遠大于求;住戶平均年收入降至6360美元,比2016年第一季度低13.5%。整體虧損也翻了一番。
事實上,這十年來WeWork一直沒有真正實現盈利。
WeWork副董事長Michael Gross在與債券持有人和媒體的通話中稱:“我們還能獲得大量資本,這說明我們還有很多機會。”作者認為這只是一個美妙的說辭。
彭博社稱,WeWork有著一張10億美元的可轉換票據,30億美元的認股權證,以及來自日本大型機構20億美元的投資。其實,這些東西都來自它唯一的大投資方軟銀。
作者表示,也正是融資把WeWork的估值抬到了470億美元。
這樣的溢價可能并不合理。
《福布斯》有篇文章表示,消費者、投資者、創投企業和媒體都喜歡聽初創公司關于夢想的故事,卻很少有人關心它們的商業模式是否可持續。文章點名了剛剛上市的Lyft,Uber以及WeWork。
而WeWork的商業模式顯然存在隱患。
作者首先指出,WeWork的債券表現不佳。穆迪去年8月以“信息不足或不充分”為由撤銷了對這些債券的信用評級,軟銀的出資方也表示已不愿再向WeWork提供額外資本。
其次,作者稱2018年WeWork近20億美元的損失是經營損失,而不是來自對新辦公項目的投資。
公司租用辦公空間后,需要長達18個月的時間來裝修布置。在此期間,辦公空間會產生大量的開支,而直到布置完成后收入才能從零開始增長。這就是擴張的代價。
除此之外,WeWork還面臨客戶流失的問題。
“會員”們可能不需要租用那么長時間,因此WeWork 必須投入大量時間精力尋找新的“會員”填補空位,成本非常高。
作者還揭示了一個新問題,那就是現在對很多創業者或自由職業者來說,與其花費不菲租用專門的辦公空間,還不如省下這筆錢更好。
作者舉例稱,有些人喜歡遠程工作,另一些人根本負擔不起高昂的租金費用,找個咖啡店其實就能實現日常辦公。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潛在的客戶流失。
在當前情況下,WeWork應該從不樂觀的財務信息中對其難以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做出調整。
尤其是WeWork上市在即,到時候定價再度提高,對于那些利潤微薄、合同期短的技術從業者來說,是很難接受的。
作為共享辦公經濟的代表,WeWork具有代表意義。如果它盲目保持現在的狀態,那么共享辦公或許真會成為轉瞬即逝的泡沫經濟。
來源:創業邦傳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