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城市還沒變成大城市，就被附近的大城市傳染了樓價飛漲這一城市病。
對在廣州CBD珠江新城某外企上班、家住近郊番禺的白領Michelle來說，一小時是下班的最短時間。她的大學室友小苑畢業后回到了家鄉中山，供職于這座二線城市某家生產牙膏的知名外企。一小時對她來說，是從公司回到家并沖上一杯現磨咖啡的時間。
小苑羨慕Michelle在大城市的多彩生活，Michelle則羨慕小苑的小城市輕生活。
人口的增加、面積的擴張、經濟的增長，這是城市從出現第一天起就不可逆轉的趨勢，否則它只能是鄉村、城鎮，而不能成為都市。當下中國城市化還在不斷推進，二三線城市在努力“變重”，而一線城市則努力想“變輕”。
在《政治論》中，亞里士多德提出了關于理想城市規模的構想：“最完善、最美麗的國家，即是能維持人口數目使之不超出一定限度的國家……城市國家人口之最適應的限度，既是包括最大數目而能自給的人口，亦不因此而難以管理。”
亞里士多德此說給后人的啟示是：過大的城市會出現“城市病”，但過小的城市不能形成規模效應。在經濟學家眼中，亞里士多德的“最理想”大概等同于經濟學概念的“最優解”，他們試圖尋找一個更具體的“最優城市規模”。
現代經濟學中，關于“最優城市規模”的經典表述，是美國布朗大學城市經濟學教授弗農·亨德森提出的“城市規模與勞動生產率之間可能存在一種‘倒U形’關系”。城市需要發展，但不能太胖，達到一定限度（倒U形頂部）以后，城市需要變輕。
對二三線城市來說，還處在“倒U形”的爬坡階段；但對北上廣深來說，“變輕”迫在眉睫。
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，2016年年末，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的常住人口數分別為2173萬人、2420萬人、1404萬人、1191萬人，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增長率都在0.2%以下，廣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增長率則以超過4%領跑全國。
為了限制人口，讓城市變輕，北京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萬以內的紅線，上海提出2020年人口不超過2500萬人的控制目標。廣州雖然沒有劃出紅線，但也提出適度控制人口規模。
2014年，北京城六區常住人口為1276.3萬人，到2020年要實現城六區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%左右。這就意味著城六區將疏散近200萬人。
讓城市變輕，除了限制人口涌入中心大城市以外，還需要一線大城市去中心化。同濟大學課題組給上海市的建議是：將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臨港設為新的城市副中心。但把人口導向新城區，比建設新城區難得多。
北京的情況也類似，北京市四套班子遷往通州，就是北京去中心化的重要一步。北京行政副中心建成以后，北京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協四套班子搬到行政副中心辦公，并帶動相關部門搬遷，將實現40萬人向外疏解。
還有一種讓城市相對變輕但同時能發揮大城市優勢的方法，那就是“城市組合”。京津冀都市圈、廣佛都市圈、深港都市圈、寧波—舟山組合、長株潭都市圈、廈漳泉都市圈等都是典型的城市組合。
暨南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胡剛認為：“城市組合的目的是由分散走向集中，減輕區域經濟內耗，降低交易成本。每個城市各有優勢，分散開來，力量就不大；如果能結合起來，就可以凸顯優勢。”
“組合城市往往改單中心城市結構為多中心城市布局，可以在更大的空間范圍內進行城市布局，從而充分考慮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，克服大城市發展中帶來的一系列予盾，如發展空間局限、交通擁擠、環境污染、中心區壞死、水資源短缺等問題。組合城市中的每個城市如果能夠從總體的角度進行統一規劃，在基礎設施建設上，既能節約資金，又能提高效率。”
10年前，英國一所大學的研究小組比較了全球32個城市的居民的步速。他們發現，中國居民步伐最快的城市是廣州，在全世界排名第四，走完60英尺僅需10.94秒。
10年后，廣州人的步速并沒有降下來。但走路走得快的廣州人，反而對慢生活體會更深，也更幸福。2017年9月，清華大學幸福科技實驗室發布2016年度《幸福中國白皮書》。從總體上看，東南地區民眾的幸福指數明顯高于其他地區。排在“幸福城市排行榜”第一位的是四川省瀘州市，北上廣深則被排在百名以外，排行依次是“深廣上北”。
大城市在變重，小城市也開始出現虛胖。
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2012年在中山大學發表演講時認為：“不光大城市有病，小城市也有病。用一句不是很嚴謹的話來說，有病的大城市，也比沒有病的小城市強。”
如今的現實印證了周其仁5年前說的“小城市也有病”：小苑在中山的輕生活在一夜之間變重。她在中山的平均房價5000元/平方米的時候沒有出手，去年，在“深中通道”消息的刺激下，成群結隊的深圳人開著粵B牌車到中山搶購住宅，使得中山的平均房價翻了兩三倍。
對中山本地人來說，有房者資產膨脹，沒房者購買力縮水。本來過著輕生活的小苑，面對房價暴漲，心情變得沉重。中山還沒變成大城市，似乎就被對岸的大城市深圳傳染了樓價飛漲這一城市病。
讓城市變輕是規劃者的工作，作為市民，只能想辦法讓自己的生活變輕，不做買房客做租房客算是一種。
而廣州，“租購同權”的政策似乎讓無房產者看到了孩子獲得平等教育權的希望；“集體土地建租賃住房”讓城中村蝸居者憧憬未來能有更體面的居住環境。在大城市里買不起房，租一個套間并精心布置，也能過上愜意的生活。
不必背房貸，不必在擁擠的CBD上班，甚至出門也無需帶現金，走到哪里都不焦慮。或許，逃不出城市的人們可以遠離城市中心，甩下讓人心情沉重的資產負擔，過上一種輕生活、慢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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